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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对知青界定的几点看法  

2014-01-27 14:06:04|  分类: 知青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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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青界定的几点看法  

 邓鹏 

 对知青界定的几点看法 - 防字604 - 防字604

  请特别注意对……知青一代的界定。这一界定将我们130万“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排除在“知青一代”之外,因为我们的经验跟新知青相差悬远。这样划分固然不无道理,但它使我自然想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知青研究对老知青以及“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了解非常肤浅,而且表现出部分新知青(学者和文化精英)的傲慢。轻描淡写地说老知青是考不上大学或高中的“社会青年”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1964、1965年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当中,有相当部分人乃是各个学校成绩最拔尖、表现最好、工作能力最强的学生,是班长、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委员,学生会主席、干事等等。他们之所以落榜,完全是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是因为一个荒悖不公的社会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因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长当时都没有话语权利。

  落榜之后我们面临着人生最困难的选择:是自愿下乡还是滞留在城市当“社会青年”?由于多年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这些人接受了从保尔·柯察金到雷锋和邢燕子、董家耕的一系列榜样,接受了舍己为人的道德标准。我们当中很多人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段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向往崇高,仰慕英雄,期盼轰轰烈烈的献身机会。我们甚至接受了自己由于父母的“过失”而低人一等的荒唐逻辑,怀着一种朦胧的原罪感。这样,下乡也成了我们脱胎换骨、参加革命的朝圣之路。由于真诚和单纯,我们当中一些人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把弟妹都带到农村,为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献身来实现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我记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1964年刊载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首关于董家耕的长诗。那首诗不仅歌颂了一个聪明而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而且浪漫地美化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

  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国内低迷的经济状态和几乎不存在的就业机会。对我们这帮心高气傲、不耻于在城市吃闲饭,甚至不齿于干售货员、售票员这样的行当的人,农村成为一了百了的归宿。根据“文革”当中我们在北京的中央安办看到的材料,特别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知道政府为了掩盖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长的矛盾,制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政策。所以,虽然我承认“下放”对于“文革”前知青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但是却想指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注定国民经济的长期徘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命运预示了后来的新知青的遭遇。两个群体虽然感受不同,其命运之间却有着某种历史的逻辑关系。

  韩子渝在他的散文集《山月心影》中对自己下乡的情况做了简练、生动而耐人寻味的描述:“勤俭楼和红专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三中的大校门大打开,街上许多人都涌进来看热闹,十几辆大卡车整齐地停放着,下乡的人被父母领着,对号上车。”对他落榜的原因,韩子渝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他轻描淡写地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他的祖父还是一个地主。这样看来,无论韩子渝成绩多优秀、表现如何出众,都注定没有上学的机会。这是我们未曾被认真探讨过的共同遭遇。

  其实,如果我们的《巴山知青丛书》能够启动,我想写的题目之一就是自己在毕业前后的经历:我在毕业前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一个红心、两种准备”的慷慨陈辞、我在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感到的天塌地陷般的失望和将近两个月的精神炼狱,亲朋好友,包括老师对我的劝慰,以及自己拿着户口到街道办事处下户口路上的那一片思想的空白。我想很多老知青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人的经历比我的还要戏剧化,还要精彩、还要令人扼腕叹息。而这种经历是新知青大多不了解,甚至难于理解的事情。

  我还想指出,作为上山下乡的先驱,老知青在许多问题上也是先知先觉。《知青一代》的作者在区别两代知青的经历时写道:“当‘文革’中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大批知青则在造反要回城。”这种说法首先有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不少铁杆老知青在所谓知青“回流”期间没有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没有离开农村(林、茶场),甚至在社办林、茶场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仍然抱成一团,死守阵地。1967年初,我在北京上访期间,结识了一些其他省的老知青,知道他们当中能人不少。其中,辽宁省的一个名叫“山里红战斗队”的知青组织特别活跃,在中央安办、农垦部张贴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大字报。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些成功的人,他们也许跟我们有类似的想法,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再说,1967年初,在红卫兵们跟随伟大领袖稀里糊涂地到处糟踏圣贤的时候,遭受不公待遇的老知青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上访请愿、争取返回城市,不正表明他们的人权意识的觉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的英勇抗争?当时的红卫兵们不仅不理解、不同情老知青的正当要求,反而轻蔑地称老知青为“户口兵”。他们哪里预料得到:不到两年时间,下乡的厄运会同样落到他们的头上!这岂不是有几分讽刺意味?

  实际上,由于老知青被社会打入另册,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往往看得见许多其他人看不见的问题,有新知青所不具备的对生活的感悟,有英文里的“underview”(低视点)。在许多新知青面临农村的“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而不知所措时,老知青们已经饱经沧桑,能够笑看人生了。这样的经历,在任宗景的《情窦初开的时候》中反映得十分生动。谁说老知青没有对“文革”的体验?正是因为老知青的存在,中国农村里的文化大革命才别有一番景观;也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老知青才完成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最重要的一课。这种经历虽然在任宗景的中篇小说里(或其他的文学作品中)被描写得回肠荡气,但从整体上讲,至今还没有对它翔实的文字记载和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知青文学/知青研究的确是“掌握了话语权利的前知青”对自己的那份生活体验及其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发言,还不仅仅是一种怀旧,虽然我们的确有许多旧事、旧情可怀。话语的权利跟其他政治权利一样需要争取,如果不争取,那你就没有,也不配拥有这样的权利。毋庸讳言,跟新知青相比,老知青的话语权利至今不大,这跟老知青为数较少有关系,势单力薄乃是事实。但130万到底是个不小的数字,它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假定当时城市人口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即6 000万)。此外,这种“语塞”状况跟老知青长期被边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过去,老知青被阶级路线边缘化,如今被话语精英、文化精英和学术精英边缘化。而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群体又似乎特别谦虚,特别旷达,特别与世无争。我们当中许多人接受了平淡这一生活的基本原则,接受提前退休、下岗这样严酷的现实。我们当中也并不是没有善于表达、擅长文字的人才,可他们偏偏采取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这样一来,我们自己边缘化了自己,至今成为一个沉默的群体。而如果我们听任时间来尘封自己的过去,那就不能责怪时代和他人,只能责怪自己的谦卑和无为。

  我以为,事在人为。如果我们相信自己那些年的经历对后人有些价值,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经历有助于后人理解人民共和国那段悲怆的历史,如果我们的经历也是中华民族上个世纪历史的血肉本文,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去记载下那段让我们终身不忘的时光,而我们的记载对后人的启迪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那段经历的意义的发掘深度和我们在文字上的功力。

  我还想就“社青”这个字眼说两句话。长期以来,“社青”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个贬义的字眼,似乎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要比他们高一等,连我本人过去也有这样的看法。随着年齿和社会阅历的增长,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应届毕业生认识到,社青、知青其实都是一棵藤上的瓜,都是一群被社会遗忘的孩子。说到底,社青也是由知青来的。知青未必高贵,社青未必低贱。我所认识的老知青当中,虽然有被扫地出门的小偷扒手,也有从北大、交大这样的名牌大学休学的青年。而有许多社青只不过比我们更早就遭受了社会的不公待遇罢了,他们同样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还往往有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人所不具备的锐利的洞察力和常识。大多数社青由于过早失学,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现在生活日益窘迫,却没有任何话语权利,我们这些还能说话的人不正是应该为他们说几句话吗?

  说到个人要求,我们这批人的处境还算不错,至少没有饥寒冻馁之虞。韩子渝和任宗景等是享誉全国的作家;张诗亚、林木等是知名学者。我自己多少也挣的了点“话语权利”:我发表了五部中文著(译)作,三本英文专著,仅仅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就藏有我的四本著作(三本英文、一本中文),国内国外发表的文字应该在两百万字以上,好歹也算身后留名。但是,每当我想到自己当年的辛苦,想到自己的老知青朋友的种种遭遇,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让老知青的那些用汗水和泪水浇灌的岁月在中华民族的当代史上留下一点清晰的、可以让人抚摸的痕迹。而且我相信,老知青的群体回忆必将发掘出动人的故事,产生出凝聚着人生智慧的思维,唤起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子女)的共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2002年9月5日

  作者简介:邓鹏,1964年重庆六中初中毕业。同年10月下乡到四川省万源县新店公社青山茶场。1971年参工进四川省达县地区万福铁厂。1978年考上四川医学院英语师资班。1979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班。1985年至1990年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获得美国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

       文章来源:抛砖之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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